朱岩：抓住机遇破立结合，创造适应数字生产力的生产关系
原创 朱岩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 今天
2020 新年以来，新冠疫情给正处于产业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带来了巨大冲击。此次疫情波及全国，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空前的。2003 年的非典疫情时中国的 GDP 只有 11.7 万亿、受冲击最大的服务业占比 32%，而 2019 年中国 GDP 为 99 万亿、服务业占比已经达到 54%。所以短期内我们还无法评估全国严防严控所导致的停工、停业等现象，对如此巨大经济体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但是，在遭受巨大损失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转型时期的这次疫情，也许能够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和里程碑，中国也许能够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开辟出一条全球各大经济体都没有走过的发展道路。
不破不立，停摆加速了对落后产能的淘汰，也同时加速了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新模式。那么什么样的经济模式才是符合未来需要的、是企业可以在未来十年重点布局的呢？这样的模式是否有一定的规律可以遵循？本文试图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匹配的视角，来讨论经历了疫情破坏之后的中国经济该如何建立与数字生产力匹配的数字化生产关系，以及企业该如何加入到生产关系重构之中，完成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2018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
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如今的“数字文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也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不一定是同步的，两者相匹配会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般而言，生产力的发展往往是领先于生产关系的，所以人类需要不断创新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现今全球主流的生产关系是在工业时代所形成的层级化、职能化的生产关系，这是为了适应大规模生产分工协作需要而建立的。当今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以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出现，使得工业时代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其需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与先进生产力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
全球经济转型，归根结底就是寻找能适应新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哪个国家能够在理论与实践上领先，哪个国家就能够脱颖而出。当前，不能匹配先进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已经导致了全球经济发展出现了大量问题，一方面大数据时代使得社会向着透明、诚信、公平的方向、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立足于层级社会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导致了大量的不公平现象。在中国的经济生态中，原有不够透明的生产关系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产业生态，这使得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困难重重。从全社会、全产业、全供应链的角度，创造匹配“大智移云区”等数字生产力的数字化生产关系，已经势在必行。
数字化生产关系的三个基本特征：数据透明、全员可信、身份对等
创造数字化生产关系可以从传统生产关系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几个方面入手。用数字技术改变生产的组织方式，创造新的交换模式，创新社会成员参与分配的方式、方法，释放适应数字生产力的大量新消费。无论是政府职能部门，还是企业自身、个体劳动者，都需要重新思考自身在新生产关系中的定位，共同创造一个能够为每个人带来美好生活的公平、可信、价值最大化的生产关系。这种数字化生产关系具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
大数据时代，社会各界一方面拥有了海量数据，另一方面却难于建立产业生态内的信息透明。而信息不透明必然会带来不同程度的权力寻租，或者当权者的不作为，从而极大影响社会的公平性。公平性的缺失，才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从而进一步导致了落后产能的大量存在。
数据透明所带来的公平性是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基础特性，也就是哪个国家率先能利用新技术构建一个促进社会公平性的生产关系，哪个国家就具备了释放和发展新生产力的更大的空间。中国的新经济布局，必须要以促进互联网环境下的数据透明为基础，才能夯实我们向数字经济转型的基础。
全员可信的信用体系是建立新型生产关系的另一个基础。如果缺少信任机制，就会导致市场分配资源失去公正性，社会经济的健康运行、产业转型升级就难于进行。以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难、贷款贵为例，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只是商业银行的问题，而是在中国的信用体系缺失上面。银行要控制业务风险，因此选择主体信用高的国企（有国家信用背书）放贷是风险最小的。而中小微民企往往主体信用没有国企高，所以商业银行不做这样的贷款也就无可厚非了。如果我们能够利用数字化手段，建立一套连接国企、民企的全国信用体系，保证民企建立可信的交易信用，从而也就满足了银行风险控制的需要，进而就可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贷款难和贵的问题。
全员可信是指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每一个主体（政府部门、企业、个人）都是可信的。过去 25 年中国经济发展中消费互联网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消费互联网的发展核心是流量，缺少的是信用；而未来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产业互联网的布局，其核心应该是信用，而不再是流量。所以我们要抓住机遇，在各个行业生态之中建立数字信用体系，从而为建立“良币驱逐劣币”的生产关系奠定基础。
不同于工业时代的层级化、职能化生产关系，数字化生产关系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对等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经过几千年的进化，逐渐走向了尊重每个个体的文明社会。数字技术促进了个体在网络空间的身份对等性，从而让人类社会走向了基于透明和可信的充分释放个体创造性的公平社会。
从经济视角来看，利用区块链等信息技术保证每个参与方的对等性，有助于最大限度释放每个参与方的创造力，从而为整个经济生态创造最大化的价值。以个人为例，一旦能够让每个个体都能对等地参与到经济生活中，个体的创造力将不会受传统岗位的限制，从而能够贡献更大价值，释放“智慧人口红利”。威客、共享经济等模式的出现，都证明了对等性是数字化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
一、用区块链技术推动建立全社会信息透明的体制与机制，加快建设分行业的信用体系，尤其是针对民营企业的交易信用体系。
2019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指出要加快区块链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全面进入基于可信技术的信用社会。疫情的发生为区块链在政府、企业的广泛应用创建了大量场景，建议政府和企业从各自角度出发，加快可信社会的构建。
第一，建议政府尽快建立基于区块链的经济系统信息透明体制与机制。充分利用区块链技术信息分布存储、不可篡改等特性，通过设计相应的奖惩机制，保障产业生态中的信息公开透明，从而促进交易的公平性。
第二，针对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建立政府或行业协会主导、龙头国有企业参与的基于区块链的产业生态。通过产业联盟链构建可信的产业生态，从而解决国企与民企之间交易的两难问题，形成良性的国企、民企融合发展模式。民企上链保证了交易的公平性、提升了自身的交易信用，商业银行也就可以为其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了。
二、加大数字经济发展力度，明确数字资产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积极推动以信用为核心的产业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疫情让大量民众隔离在家中，但物理空间的隔离更突显出数字空间的价值。数字空间具有容量大、范围宽、链接广等特性，是人类下一阶段价值创造的主战场。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已经构建了数字空间的基础设施，形成了庞大的数字基础设施产业，但如何在数字空间中发展经济还是全新的领域。
打开数字经济大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明确数字资产作为资产的客观性，从政策层面建立数字资产确权、定价、交易等模式，从而为企业进军数字空间提供资产认可上的保障。在此基础上，国家政策需引导企业在数字空间中做生产、流通、消费方式的大胆创新，释放数字空间的价值红利。这次疫情已经让很多企业意识到数字空间的重要性，大量企业开始鼓励员工居家办公、远程办公，这些数字时代的生产方式将很快普及。
传统产业全面进军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而大力发展产业互联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产业互联网以信用为核心，是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平台。各级政府应通过适度政策引导，通过建立基于区块链的产业信用体系，布局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互联网，推动当地经济的全面转型和快速发展。
三、符合数字化生产关系特点的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基本出发点。
2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指出，疫情对产业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些传统行业受冲击较大，而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费、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成长潜力。要以此为契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需要企业抓住数字化生产关系的三个特点，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几个角度大胆进行商业模式创新。
大年初一电影《囧妈》的上映就是一个适应数字化生产关系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典型案例。当前整个电影行业受到疫情重创，春节档撤销让很多影业公司不知所措。但《囧妈》从互联网所带来的新生产关系入手，重构了自己的商业模式，变院线播放为网上免费播放，它与急需流量的互联网巨头字节跳动公司合作，从大年初一开始让人民群众免费看电影，短短四天时间，就有超过6亿人次的观看。虽然此举遭到了部分院线从业者的抵制，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电影让我们看到了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性。
疫情让很多产业停摆，但同时也涌现出很多与数字技术紧密融合的新兴产业。比如线上问诊平台，借助疫情迅速发展，已经快速形成了足够大的体量，为建立医疗产业互联网新生态奠定了基础。教育产业也迎来了线上教育的发展良机，前些年不温不火的MOOC模式迎来了转机，为疫情后教育产业的革命做好了铺垫。铁路运输虽然受到很大冲击，但也进一步加速了高铁货运产业的发展。制造业也有机会更好布局工业互联网，推动制造业价值创造方式的转变。所以，中国经济通过构建数字化生产关系走向“良币驱逐劣币”的产业生态是历史的必然，这次疫情加速了这一过程。只要政策得当、措施有力，就可能把疫情带来的停滞，变成转型的拐点。
总之，在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上，中国与其它所有国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具备了数字化生产关系的三个特征，我们需要的是充分利用好数字技术进一步创新生产关系，让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尽快进入数据透明、全员可信、身份对等的数字化生产关系阶段，从而让中国成为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最佳社会环境。
未来几年，如何把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和哲学的领先性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优势，依然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急需解决的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我们需要大力发展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各种数字生产力，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大胆创新数字化生产关系，从全社会、全产业、全供应链的角度，在整体上系统改变中国的产业生态，通过建设产业互联网释放企业活力、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让中国经济插上数字生产力与数字化生产关系的翅膀，引领全球经济的发展！
